敦煌传奇

张大千与敦煌壁画

       

张大千（1989——1983）别名大千居士.下里巴人，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番禺，曾出家百日为僧，因得大千名。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传奇人物，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均通。世称“当代石涛”、“南张北溥(溥心畲）”、“南张北齐”（齐白石） 、“东张西毕（毕加索），可见其“中西通吃”，影响力之广。张大千本名张正权，出家为僧、获赐法号“大千”，典出佛家经典中的“三千大千世界’。虽获此大名。


      1941年春至1943年夏，他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两位夫人杨宛君、黄凝素，次子张心智以及画家孙宗慰、肖建初、谢稚柳等远赴敦煌，偏居两年零七个月，摹习壁画。他认为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非一般匠人所绘，而是名家的杰作，是人类文化的奇迹。敦煌之行成为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是日后泼墨泼彩画风的发端。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皆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生活，他们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民族的饮食习惯不同，张大千特别开设了三个灶。


        冬天，敦煌的气温最低可达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须到200里外的沙漠中寻拾枯木，以供做饭、取暖。为防土匪的侵袭，张大千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

        为维持敦煌的开支和供养四川的家人，张大千每至深夜仍在赶绘作品，以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敦煌之行令他债台高筑，粗记耗资5000两黄金。为偿还债务，张大千只得将珍藏的200多幅古画忍痛出售。



        莫高窟洞内光线阴暗、空间有限，壁画色彩多已退败，在摹制壁画时，须克服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张大千常常叮嘱众人不要碰损或弄脏壁画。他们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个个蓬头垢面。张大千常常一手持烛，一手执笔，或立于木梯，或蹲或躺卧于地，经数十次观研之后方才落笔。其艰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正如作家高阳所说：“张大千在敦煌是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同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


        1943年3月22日清晨，张大千忽闻有土匪来袭，他们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保安警察守卫，一名喇嘛骑骆驼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上城内驻军赶来，巡逻达旦，土匪方才离去。所幸人和画均无损伤。后来张大千说：“这一天是在敦煌两年又七个月中最不好过的一天了！”


        1943年6月15日，准备离开敦煌时，张大千与一位朋友骑马先离开榆林窟，奔塔什联系汽车。途中误入荒野，二人涉水上岸，突遇两条大狼凶狠阻道，二人又未带武器，他们巧妙用计方吓退恶狼，张大千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里时常有狼群出没，多的时候会有上百只。




        敦煌之行令张大千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为富丽堂皇，仕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画中常出现敦煌窟顶藻井图案。他认为“画画单要求具有诗意还不够，更要具有词意，即要求画中具有缠绵蕴藉、幽幽不绝的意境”。


        敦煌之行使张大千眼界大开，他说：“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近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张大千先生认为敦煌壁画对中国画坛具有十大影响：

一是佛像、人物画的抬头。

二是线条的被重视。

三是勾染方法的复古。

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为精密了。

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们的画坛了。

       

张大千的传奇与敦煌

张大千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本名叫张正权，又名张权。传说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梦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因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


他祖上曾作过内江知县，后归田耕读，写诗作画，过着闲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家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他入内江天主教福音堂开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初等小学学习，开始接受了近代教育。他十六岁时离开了家乡内江，来到重庆读初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其体育老师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将军刘伯承。1917年在他暑假回内江的途中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被一帮土匪掳去，土匪见他是个读书人，竟然要求他留下来作师爷。身在匪窟，他却常读《读诗涵英》这本书，学习了写诗的一些规则与技巧，百日后出逃，年底，他告别故乡经重庆抵达上海，结束了他富有传奇性的少年时代，真正踏上了他的艺术人生。

张大千先生为了临摹敦煌莫高窟的画卷，专门托友人从青海塔尔寺等地购买画布、纸笔及胶粉，从西藏（据说从印度或缅甸进口到西藏的）运来石青、石绿和朱砂等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购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十八辆驴车运往敦煌。

1942年先生又请塔尔寺喇嘛画师去敦煌，帮助准备画布和调制颜料。藏族喇嘛画师鼎力相助，用绝技制成的画布天衣无缝，布面光滑，自制的佛画颜料历久不变，金粉的亮度绝无仅有。


到达莫高窟后，大千先生被满壁彩绘和精美的彩塑所慑服， 他首先给石窟编号，以祁连山的水流方向，从南到北，由低到高，再由北向南，由下至上往复进行，仿佛英文的E字形，历时五个多月，共编309号。后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二十万字的《敦煌石室记》。




敦煌的生活清苦艰难。日用品需从外地购买。为改善伙食，自己开荒种菜养鸭，因藏、回、汉饮食习惯不同，先生开了三个灶。冬天，敦煌的温度在零下二十至三十度，他们需到两百多公里以外的沙漠去寻找枯木，以便做饭取暖。为防土匪袭击，先生还花钱请当地驻军做护卫。为了维持敦煌和老家人的开销，先生深夜赶制画作，寄回四川朋友代售，敦煌之后令他债台高筑，耗费了大约5000两黄金，他忍痛出售了两百多幅珍蔵的古画。



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先生的画风大变，由早年的清丽雅逸变成富丽堂皇，仕女人物变得雍容华贵，妩媚动人，画中常出现敦煌窟顶藻井图案。

张大千上书国家保护敦煌，成立敦煌莫高窟研究院。1949年张大千去印度办画展，不管求购者出多高的价钱，他的200多幅敦煌画一幅都不卖，全部捐献给国家，现存于四川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