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

用人之道 古文翻译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译: 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啊！”太宗说：“用人跟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来能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

寓意大概就是不因为自己无知反来去讥讽嘲笑别人，这样只能显得更加无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有篇《用人之道》，求原文和翻译

是《外储说左下/说二》吧原文齐桓公将立管仲，令群臣曰：『寡人将立管仲为仲父，善者入门而左，不善者入门而右。』东郭牙中门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为中门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为能谋天下乎？』公曰：『能』。『以断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谋天下，断敢行大事，君因专属之国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势以治齐国，得无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

　　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举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大夫浑轩闻而非之曰：『以不动壶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无术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对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恶心，人多不说喜也。虽然，其所以得免于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独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审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译文齐桓公准备确立管仲的尊贵地位，命令群臣说：“我准备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左边，不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右边。”东郭牙在门中间站着。桓公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下令说；‘赞成的站左边，不赞成的站右边。’现在你为什么在门中间站着？”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将能谋取天下吗？”桓公说：“能”。“凭他的果断，是敢于干一番大事的吧？”桓公说：“敢。”东郭牙说：“如果他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果断足敢干成大事，您因而就把国家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以管仲的才能，凭借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您难道没危险吗？”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就命令隰朋治理朝廷内部的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的事务，以便使他们相互制约。

晋文公出逃，流亡在外，箕郑提着食物跟随着。箕郑迷失了道路，和文公走散了，饿得在路上哭，越来越饥，却不敢吃掉食物。等到文公返回晋国，起兵攻反原国，攻下后占领了它。文公说：“能不顾忍受饥饿的痛苦而坚决保全食物，这样的人将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于是提拔箕郑做原地的行政长官。大夫浑轩听到后反对说：“因为不动食物的缘故，就信赖他不会凭借原地叛变，不也是没有手腕吗？”所以做明君的，不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背叛；不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欺骗。

阳虎发议论说：“君主贤明，就尽心去侍奉他；君主不贤，就掩饰邪念去试探他。”阳虎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受怀疑，逃到赵地，赵简子欢迎他，用他做相室。侍从说：“阳虎善于窃取别人的国家政权，为什么还用他做相室？”赵筒子说：“阳虎致力于夺取政权，我致力于维护政权。”于是运用权术去驾驭阳虎。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赵简子，使赵简子强盛起来，几乎成了霸主。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我听说古代有个‘夔一足’，它果真只有一只脚吗？”孔子回答说：“不是的。葵并非仅有一只脚。因为夔这种东西残暴凶狠，人们大都不喜欢它。虽说如此。它之所以还能避免被人伤害，是因为它守信用。人们都说：‘单是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夔不是仅有一只脚，而是有这么一点就足够了。”鲁哀公说：“确实是这样的话，自然足够了。”

另一种说法：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我听说夔仅一足，可信吗？”孔子说：“要是人，怎么会仅有一只脚呢？他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唯独能精通音律。尧说； ‘这种人有一个就足够了。’于是派他做主管音乐的官，所以君子说：‘夔有一个就足够了。’并不是只有一只脚。”

中国历史简介

中国历史悠久，自黄帝部落的姬轩辕（也称公孙轩辕）时期算起约有5000年；从三皇五帝算起约有4600年；自夏朝算起约有近4100年；从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算起约有2240年。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文化、科技世界瞩目。中国史前时期炎黄二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东周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秦朝，西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五胡乱华期间，异族融于中国趋势加强，诸多民族在分立政权的冲突中逐渐汇聚。隋唐时期，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更为密切，经济繁荣、科技文化高度发展。宋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经济、科技发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明末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文言文《用人之道》的全文翻译

《用人之道》出自《资治通鉴》“唐太宗论举贤”篇，原文如下：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译文：唐太宗让封德彝举荐有才能的人，他过了好久也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去做，只是当今没有杰出的人才罢了！”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一样，各取它的长处。古代能治理好国家的帝王，难道是向别的朝代去借人才来用的吗？我们只是担心自己不能识人，怎么可以冤枉当今一世的人呢？”扩展资料：唐太宗任用人才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里有篇《用人之道》，求原文和翻译

原文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肓者处平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断，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罪，久怨细过，长侮偷快，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则伏怨结。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而燕不用而鲁不附。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螫毒，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夫人主不寒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不去眉睫之祸而慕贲、育之死，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不用近贤之课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旦起，则贲、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如此，则上下亲，内功立，外名成。译文：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会遵循天道顺应人情并且赏罚分明。遵循天道，就能够少用气力而建立功业；顺应人情，就能够少用刑罚而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盗跖就不会混淆。这样一来，黑白就分明了。太平国家的臣子，为国立功来履行职守，为公尽能来接受职务，依法尽力来担任职事。做臣子的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胜任他们的官职，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不需要把余力保存在心里，不需要对君主承担兼职的责任。所以在国内没有心怀怨恨的祸乱，在国外没有像赵括那样轻敌冒进的祸患。明君使职事不相干挠，所以不会发生争吵；使臣下不兼任官职，所以各自都有擅长的技能；使人们不为同一件事情而立功，所以不会发生争斗。争吵平息了，擅长的技能表现出来了，强弱之间就不会争胜，如同冰炭不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天下所有的人不得相互伤害，这是治世的最高境界。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明君设立可以得到的赏赐，设立可以避免的刑罚。所以贤者奋力立功得赏而没有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贤者少犯罪而不会遭到驼背被剖那样的冤枉刑罚，盲人处在平地而不会遇到深渊，蠢人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不会陷入险境。这样的话，君臣之间的恩情就结下了。古人说：人心难以捉摸，喜怒难以猜中。”所以要用华表给眼睛当座标，用鼓声给耳朵传信息，用法制给人心作规范。做君主的放弃这三种容易的方法而用一种难以摸透的思想行事，这样办事，君主就会积怒，臣下就会积怨。用积怒的君主来驾驭积怨的臣下，君臣就都危险了。明君的标准容易看到，信约就能确立；他的教导容易懂得，说话就起作用；他的法制容易遵守，命令就会得到执行。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君主又没有私心，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如同看着标志来行动，随着墨线来下斧，根据锥孔来上针一样。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滥施淫威的残酷，臣下也没有愚蠢笨拙的过失。所以君主明察而少怒，臣下尽忠而少罪。听别人说：“办事不出差错，就是尧也做不到。”而社会从没有平安无事的时候，做君主的不肯放手赏给臣下爵禄和富贵，就不能解救危亡的国家。所以明君鼓励廉耻之心，提倡仁义之举。过去介子推没有爵禄，凭着“义”追随晋文公出亡；途中饥饿难忍，又凭着“仁”割下身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所以君主铭记他的德行，书上著录他的名字。君主乐于使臣下为公尽力，而苦于他们为私夺权；臣子安于量才录用，而苦于身兼二职。所以明君除去君臣苦恼的事，设立君臣快乐的事。君臣的利益，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不考察大臣私下的活动，轻率地考虑重大的事情，过重地处罚犯轻罪的人，长期怨恨臣下的小错，经常侮弄臣下来取得一时的愉快，频繁地用恩惠来补偿给人造成的灾难，这就像砍断手臂而接上玉一样，所以天下有君位被篡的祸患。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去怪罪臣下没有达到，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臣下丢掉特长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心头就会积下怨恨。君主对臣子的劳苦不抚慰，忧伤不同情；高兴时连小人都称誉，对贤和不贤的人一律赏赐；发怒时连君子也诋毁，使伯夷和盗跖同遭侮辱；所以臣子中就有背叛君主的人。假如燕王对内憎恨本国民众，对外喜爱鲁国人，那么燕人就不为他所用，鲁人也不会依附他。燕人被憎恨，就不能尽力来求得功劳；鲁人被喜爱，但不能冒死罪去亲近别国君主。如果这样，臣子就成了缝隙一样的隐患，君主就会陷于孤立。用成了隐患的臣子去侍奉孤立的君主，这就叫危险。放弃靶子而胡乱发射，即使射中很小的东西也不算技艺高超；放弃法制而乱发脾气，即使大肆杀伐，好人也不会害怕。甲犯了罪，祸归于乙，怨恨就产生了。所以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实行赏罚，但不凭个人喜怒，所以圣人能达到治国的极致；建立刑法，但不逞私威杀人，所以奸人服罪。射箭中靶，赏罚得当，所以尧可复生，羿能再世。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殷、夏亡国的祸患，臣下就没有比干剖心的灾难，君主高枕无忧，臣下乐于尽职，法术普遍地实行于夫下，恩德流传千秋万代。君主不堵塞缝隙而致于粉饰外表，遇到暴风骤雨就一定会坏事。不消除眼前祸患，却幻想孟贲、夏育为自己效死，不谨防内部祸患，却在边远地带加固城墙，不采用国内贤士的谋略，却去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突然变故一旦发生，孟贲、夏育来不及解救，而结交的大国来不及赶到，灾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在当今社会中，替君主忠心献计的人，一定不要使自己的君主学燕王爱鲁人，不要使当代君主去仰慕古代的贤人，不要去指望善于泅水的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这样一来，君臣就能亲密无间，在国内建立功业，在国外成就威名。

想请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中牟无令"的翻译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下 "中牟无令"，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中牟地方没有县令。晋平公问赵武说：“中牟是我国的要地，是邯郸的重镇。我想选用一个好县令，派谁去好呢？”赵武说：“邢伯子可以。”平公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赵武说：“私仇不关公事。”平公又问道：“内库的主管，派谁行呢？”赵武说：“我的儿子就行。”所以说，对外举荐不避开仇人，对内举荐不避开儿子。赵武举荐的四十六个人，到他死后，来吊唁时都坐在客位上，他就是这样的不考虑个人恩德。

论述《三国演义》中，刘备、孙权和曹操的用人之道？

一、 曹操的用人之道
首先，曹操用人，不以地位高低论取舍。
其次，曹操在用人方面还颁布了一条重要命令：“惟才是举令”。凡是有才能的人，都予以重用。由于这一命令的颁布并付诸实施，天下贤士争相归附。
曹操知人善任，惟才是举，不以地位高低论取舍，必定表现出爱才如命、求贤若渴的特点。曹操为了得到一个人才，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他礼贤下士，广招贤才，天下贤士归附他，有如水之归海。
第三，给后来的降将以来投之路。不仅如此，曹操还采用挖墙脚的办法，从敌方挖人才.
曹操虽然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用人惟才，但同样摆脱不了嫉贤妒能的狭獈思想的束缚。
曹操既要笼络天下贤士之心，广开贤路，而对一些“狂傲”之徒又不能容忍。
曹操虽然知人善任，但有时也有不明之举。
最重要的一点，是曹操多疑，爱猜忌。
总之，曹操之所以为曹操，就在于他有得有失，不失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真人。他“用人惟才”，为许多中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仕进的机会，也为许多出身低贱的壮士提供了一显雄风的舞台。曹操在用人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在这一点上，不难看出，不管《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如何的尊刘抑曹，但在用人的具体描写中，却始终掩盖不住曹操的熠熠光彩，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赞美之辞。作者把曹操用人的得失与他事业的兴衰交织在一起，交相辉映，铸成一座赫赫丰碑，矗立在读者眼前，让曹操用人之道的熠熠光辉，照彻古今，长存读者心中。

二、孙吴的用人之道

纵观孙权的用人之道，有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敢于大胆起用新人。孙权任用周瑜破曹操于赤壁之时，周瑜不过二十几岁，人们呼为周郎；周瑜死后，孙权又任用鲁肃接管军国大事，使曹操不敢正眼觑江南；鲁肃之后，吕蒙接任，也是少年英俊，才华横溢，败蜀汉“五虎大将”之首的关羽于荆州，为东吴夺回了这一战略重地；后刘备起倾国之兵伐吴，报杀弟之仇，孙权更是大胆起用白面书生的无名小辈陆逊，陆逊风流儒雅而韬略满腹，火烧连营七百里，大败刘备于猇亭。
由于孙权采取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用人策略，使东吴在这场斗争中人才辈出，后继有人，没有出现蜀汉类似的人才危机。在这一点上，东吴显得比蜀汉棋高一着，筹高一等，确实是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刘备和诸葛亮的用人之道

首先，刘备善于笼络人心，礼贤下士。
其次，刘备也采用挖墙脚的方法寻觅人才。“五虎大将”之一的赵云，就是他从老同学公孙瓒那里挖过来的。
刘备善于笼络人才，也善于运用人才。
但是在用人方面刘备势必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起用新人（而这又恰恰是魏吴都颇为重视的）。因此，在这场智慧与力量的抗争中，一旦老将旧臣死去，蜀国就陷入了人才危机的窘境，面对魏吴新人辈出，人才济济的繁盛局面，就显得力不能支了。应该说，人才困乏是蜀国为什么最早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刘备岂能摆脱干系？刘备在很多时候还表现出任人惟亲，赏罚不明，全“小义”而忘“大义”的积弊。

在用人之道上，刘备、孙权和曹操有什么不同？

在群雄逐鹿中原的东汉末年，曹操将一大批能人、智者聚集在麾下，文有端方正直的荀彧、“奇佐”军师郭嘉、深谋远虑的程昱，武有雄武过人的典韦、“虎痴”许褚、忠勇无双的庞德等。在东汉这种群雄纷争割据的情况下，谋士与将才选择主公时首先考虑的便是他们的综合实力。无论从财力还是从正统性来讲，曹操均不占优势，但其阵营却出现了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的情况，这与其高超的驭人术密不可分。曹操账下的能人智者在魏、蜀、吴三国之中，当以刘备为最劣，其撑起天下三分之局，也最为艰辛曲折。从经常寄人篱下、居无定所，到最终建立蜀汉政权，成为与孙权、曹操并争天下的一方豪杰。分析起来，除了刘备奔江南、得荆益的“天时、地利”，以及成功建立孙刘联盟、并击曹操的“人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刘备善于寻觅人才，在南征北战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用人策略。天下三分后，盘踞北方的曹操、曹丕、曹祖孙三人励精图治，却依旧没逃脱公元249年司马氏擅专、大权旁落的下场；居巴蜀之地的刘备、刘禅父子在诸葛亮等人的辅佐下艰难支撑，终在公元263年覆灭；而东南的孙权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加上江东才俊的辅助，使吴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使得吴国政权坚持至公元280年，成为魏、蜀、吴三国中实际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吴国之所以能够在如此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比其他两国“长命”，除了据有长江天险等因素，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点——人和。作为东吴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孙权平衡内部各方关系，调节后起之秀与江东旧士族的矛盾，于社稷功不可没。作者对比曹操、刘备、孙权三人各自的用人之道，试图分析出其各自用人的特点，并对三人的用人之道予以评价，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能用则用、不可用则杀曹操的用人之道唯才是举，不计前嫌，不问出身曹操对贤才十分渴望，强调选拔人才以才能为主，认为非德才兼备的人也可以有重大贡献，奉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曹操重视贤能，却不在乎人才的人品，不把节操品德作为用人的重要标准，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魏种事件。兴平元年，曹操东征陶谦之时，陈宫因不满曹操杀吕伯奢事件，游说陈留太守张邈一同背叛曹操并投入吕布帐下，一时间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此时仅剩下鄄城、范城和东阿三城依旧归属曹操。曹操知晓兖州叛乱后，颇为自信地认为魏种一定会忠于自己。可惜事与愿违，魏种叛逃了，曹操勃然大怒，表示一定不会轻易饶恕他。魏种仓皇逃窜到射犬，曹军攻下这里后，魏种被擒，曹操不仅未杀掉魏种，反而授予他河内太守一职，因为曹操认为魏种有才能，可以治理好此地。曹操不计较人才之前的行为，招降纳叛，只要诚意归顺，一概既往不咎并委以重任。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曹操。曹操闻讯来不及整装，急忙赤脚到营外迎接，使许攸深为感动。袁绍账下的才子陈琳，长于文笔，曾起草《为袁绍檄豫州文》辱骂曹操，但是曹操抓住陈琳后并没有杀他，而是不计前嫌，任命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一职。为袁绍檄豫州文张辽原为吕布部下，下邳城破后归顺曹操，此后屡立战功，守卫合肥时更是创造了“张辽止啼”的佳绩。最重要的是，曹操从来不问贤才的出身，不以门第和地位任用官吏。乐进出身低微，本为帐下吏，但因先后斩杀淳于琼、严敬等大将，一步步被曹操提拔为大将，与张辽、于禁、张郃和徐晃四人并称为曹魏“五子良将”。官至汝南太守的满宠，最初也只是一郡的督邮而已。曹操用人的权术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极尽拉拢。当关羽兵败被俘后，曹操尽管清楚关羽忠于刘备，迟早会弃自己而去，却依旧对关羽大加赏赐、加官晋爵，为收服关羽不遗余力。其次是可用则用，不可用则杀。杨修在建安初年被举为孝廉，拜为郎中，后来被曹操看重和信任，钦点担任主簿一职。不料杨修却恃才放旷，不断揣摩曹操的心思，公然参与夺嫡。其后更在曹操平汉中后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之时，一语道破曹操传出的口令“鸡肋”之意蕴，大肆扰乱军心。如此不受控制与约束的臣下，必定于社稷无益，曹操最终将其杀掉。除了杨修，曹操对待政见和自己不同的孔融、荀彧都痛下狠手。由此可见，曹操虽惜才爱才，但对收服不了的人才，却会毫不犹豫地杀掉，可谓是能用则用、不可用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