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王阳明

郦波教授为什么写《五百年来王阳明》？

今年是阳明先生诞辰545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嘉宾郦波教授秉承“传统精髓，现代表达”的理念，以最短的篇幅、最精到的阐释，展现心学强大力量，揭示心学精华著作了《五百年来王阳明》。王阳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不断自我完善的一生，他的发现是自悟，他的功德是救人。正因为如此，自阳明心学诞生以来，历史上许许多多多的杰出人物都将其奉为圭臬，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郦波教授说：“王阳明真正打动我的，不是他经受残酷折磨而几近死亡的关头，也不是他为躲避追杀而诈死的逃亡经历，而是他忍辱负重、在遭到各种迫害的间隙追寻自我的努力，是他历尽劫波、功成名就后排除干扰听从良知的召唤决定魂归故里的悲壮之旅……临终前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告白，尤其让闻者动容。”

百家讲坛传奇王阳明观后感 要偏僻的不要百度一下就搜到的(最好网上没有的)

看于丹的《庄子》心得，很受启发。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牧羊人的比喻更是让我感触很大。她说，我们做事就要像牧羊人一样，只要看好最后一只羊就好了。最后一只羊赶上了，其他的羊就会跑得快了。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只看着自己的头羊沾沾自喜，却不曾想他的有的羊已经落下了很多了。和这个故事相似的是木桶的故事，一个木桶是由许多片木板组成了的，要看这一个木桶的盛水多少，要看最低的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高的一块木板。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学生，其实你看一看，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实在日常的学习中，并不需要老师下多大的功夫。相反，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是那些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我们只有抓好了学习落后的学生的成绩，那么我们一个班的成绩也就会好了。那些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就像是那只最后的羊一样，只有抓好他们的成绩才是最主要的。当然任何的比喻都有其不恰当性。我们对于学习一帆风顺的学生还要有更高一层的要求。要让他们有一定的学习方法。能够自主学习，老师只是给予一定的指导就好了。
这一次的《百家讲坛》让我有了很大的感悟。 《百家讲坛》是个好栏目。有时间会常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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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王阳明是哪里？哪个里的人？

王阳明即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汉族，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今贵阳市修文县）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世界观与人生观均载于《大学问》一文中。

王阳明对明朝做了什么贡献？

王阳明是有明一朝最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别人博而不精，他却愈博愈精。　　

政治上，王阳明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两广、湖广、江西四省总督，历任南赣巡抚、江西巡抚，生前封新建伯，身后谥文成公。　　

军事上，王阳明在不费朝廷一兵一饷的前提下，选练民兵，平定了为祸南方四省的大规模叛乱；又在朝廷高层的掣肘下，率领没有实战经验的民兵，仅用35天就击溃了宁王朱宸濠的数万精兵，一举粉碎其蓄谋了几十年的篡位大计；而南赣剿匪、征广西思田更是体现了王阳明抚剿并用、文武兼修的军事思想，将兵家权谋上升到了“此心不动即为术”的化境。　　

哲学上，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至农夫，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等）。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　　

阳明心学绝非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学以致用的利器。用到政治上，他成了第一流的政治家；用到军事上，他又成了最可怕的军事家。 　　

因此，被成功学洗了很多年脑的中国人应该扪心自问一下了：为什么天天读曾国藩还是仕途失意？为什么日夜学胡雪岩仍然一贫如洗？　　

因为你没有经历和他们一样的心路历程。道理人人会讲，诸子百家各有用武之地，但不从心上用力，砥砺出不偏不倚、动转得势的强大心灵，即使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动作也会走形，毕竟相由心生，情随事迁。　　

阳明心学是炼心的学问，是“乾坤万有基”。 王阳明之所以将中国人宏大而细腻的心理图谱精确地描绘出来，就是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阳明心学出现后，对明朝中后期的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遍及大江南北，出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局面。王门后学分化为八大学派――黔中、江右、浙中、楚中、闽粤、南中、北方、泰州，特别是泰州王门将阳明心学传播到平民百姓之中，并最终引领出了东林学派的书院讲学运动。第二阶段，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在近代民族危亡的背景之下，阳明心学在清末重新复兴起来，从曾国藩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再到孙中山、蒋介石，都很重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孙中山在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演讲，就特别讲到王阳明对日本成为亚洲强国的影响。后来很多中国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就非常关注阳明学。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提出“力行哲学”。蒋介石曾经三次来到贵阳修文，还有留影和题字。蒋介石到台湾以后，把他的行宫改成“阳明山”，把书房取名为“阳明书屋”，后来又专门建了“阳明大学”。1949年之后，在港台地区的现代新儒家也“接着王阳明讲”，提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就在心性之学，认为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国文化对未来的世界和平和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种思想体系，自明朝中叶产生以后，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股狂潮，在国内外，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封建统治者极为推崇它，而且，一些文人学者也深受其影响。不仅在国内深有影响，而且在国外也很有市场(除了中国外，他的心学还漂洋过海，深刻影响了日本、韩国、朝鲜等东亚国家，他本人也被奉为神明，日日顶礼膜拜。例如1905年时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腰牌上刻七个大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特别是在近代中国，一些历史人物，譬如：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国民党方面汪精卫、蒋介石，共产党方面毛泽东等，在其早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阳明心学的影响。在这些人物当中，不管是主张维新的，还是主张革命的，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们都曾读过王阳明的书，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影响。然而，他们所走过的路却不尽相同，结果不一样，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这已成为近代中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久远，直至近代，仍有心学学派活跃在思想界。扩展资料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形成过程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朱子晚年定论序》）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心学”的基本形成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心学”是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的。《明史·儒林列传序》曾记载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这说明王阳明适应了当时明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即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的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力图把儒学加以刷新和改造。阳明学的确立和传播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凡二十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弟子门人遍布各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阳明将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改造得更为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便于传播和推行。这无疑为行将衰败、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阳明学派的形成自然与阳明学有密切联系。所谓阳明学派，实际是以王阳明为宗师和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弟子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体系庞杂，势力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教育流派。阳明学派的崛起也与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的：“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明儒学案》卷十八）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功，为社会普遍承认，因此他成为明中期封建统治阶级的企望而实际又满足了这个愿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弟子对宗师崇拜和爱戴，四处讲学，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亦为明代空前未见，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使阳明学成为一代之学，王阳明成为一代名师，并奠定了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阳明学

文学与宗教的区别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思潮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基督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伊斯兰教，假如西方人没有基督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基督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基督教和佛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陈独秀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对基督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爱的哲学”，“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陈独秀还主要限于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鼓吹基督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基督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主义的“爱的哲学”通向了基督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基督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主义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民意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面具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政治革命。但鲁迅对政治革命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主义，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政治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爱欲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基督教文学的刺激。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

文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和宗教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人有了对外界事物的求知欲所以人类社会才得以发展，而宗教中因为有了“神”，所以人类在不断得朝着“神”的脚步跟进，所以人类发展离不开宗教的表现形式，在人类追求真理，道德极限的过程中“神”就是一个永远触摸不到的标杆，因为有了这个“标杆”所以人类才得以发展，在发展的同时再以文字形式写下，这就是文学的诞生。

《百家讲坛》阎崇年凭什么批判明朝？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明朝在最后几十年让蒙古人称臣（“俺答封贡”），让满人称臣，连努尔哈赤都要向明朝朝拜。绝对是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到清朝以后，不仅大量的蒙古土地被沙俄攻占，还压迫蒙古族，导致蒙古人仇视中原，频频发动针对中华的战争和叛乱！众所周知，明朝在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科技和武器，最著名的比如鸟枪、红夷炮，明朝人重视火器，研发生产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枪炮，广泛应用与战争中。明朝在最后几十年打败了葡萄牙、日本、荷兰等国（当时荷兰是海上强国，英国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不就证明了明朝军事科技的先进？对比清朝如何？今天我们面临东海、南海众多海洋争端，我们能不能像明朝那样强硬？最后我们说明朝灭亡，很直接的原因，天灾引起的农民起义！公平的说，明朝在经历了276年以后（算上南明有300多年）才灭亡，也算是一个长命的朝代了吧？再说，如果诸位认为满清入关不是侵略，是内战，那这种内战有什么值得弘扬的呢？明朝在内战中灭亡，比前面的朝代差在哪里？前面的秦、汉、隋、唐不都是在内战中灭亡的吗？阎崇年断章取义，为清朝这样一个充满民族压迫、落后挨打的朝代，涂脂抹粉，我看真正应该批判的不是明朝，而是阎崇年的历史观！

关于《百家讲坛》中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

我还是希望你别看阎崇年的东西。
他在谈论明清问题时候，总是偏向满清，诋毁明朝。
他为了诋毁明朝吹捧满清，不惜窜改历史事实。
如果想了解明清之间的事情。还是看顾诚的《南明史》吧。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比较好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书。而且是用白话文写的，很浅显。我买了一本，看了好几遍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各大新华书店有售。